永春五一水库“人巡+机巡” 筑牢防汛安全网

□融媒体(méitǐ)记者 谢伟端/文 受访者/供图（除署名外）

据泉州市侨联2023年统计，泉州作为全国重点侨乡，现有950多万泉籍华侨华人分布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散布于泉州城乡(chéngxiāng)的(de)华侨民居，既是华侨文化(wénhuà)的物质载体(zàitǐ)，也是连接海外游子与故土的情感纽带。

近日，泉州小山学堂“泉州学·文史系列(xìliè)”邀请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(lìshǐbówùguǎn)副研究馆员、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理事梁春光，分享“泉州华侨民居(mínjū)探珍”讲座。本文结合讲座内容和权威素材(sùcái)，深入挖掘泉州华侨民居承载的历史文化与侨乡情怀，探寻华侨建筑特色。

形制格局的创造性融合(rónghé)

华侨民居(mínjū)杨家大楼“六也亭”体系完整，融合多种建筑风格。

泉州华侨民居最显著(xiǎnzhù)的特点是中西建筑(jiànzhù)元素的创造性(chuàngzàoxìng)融合。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拼凑，而是基于华侨对两种文化的深刻理解所进行的艺术再创造。

在晋江金井镇，一座座(yīzuòzuò)“番仔楼”华侨民居(jū)(mínjū)巍然矗立。这些建筑完美地将闽南传统“五间张”布局与南洋商业建筑功能巧妙结合。底层通常设计为拱券廊柱式(shì)商铺，形制明显受东南亚殖民时期骑楼建筑的影响，既(jì)适应南方多雨的气候，又满足商业需求；上层则保留着典型的闽南民居格局(géjú)，燕尾脊高翘，红砖墙面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这种“下商上居”的空间布局，生动(shēngdòng)再现了华侨“下南洋经商、回唐山建房”的生活轨迹。

陈光纯故居建筑风格中西合璧，如今成为(chéngwéi)游客打卡地。（泉州晚报资料图(tú)）

鲤城区的陈光纯故居（建于1912年）是中西合璧的典范。据泉州(quánzhōu)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档案(dàngàn)记载，这座建筑的外立面采用典型的欧洲古典主义风格，罗马柱与拱券的搭配庄重大气，窗框(chuāngkuāng)饰以精美的西式浮雕。内(nèi)部(nèibù)却保留标准的闽南传统院落格局：“一进三开间”的天井布局，厅堂两侧对称分布着厢房，正中(zhèngzhōng)厅堂供奉祖先牌位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故居内的雕花木作采用闽南传统的漆金工艺，而楼梯栏杆则使用当时(dāngshí)最先进的铸铁技术，传统与现代的碰撞，体现了华侨在接纳西方(xīfāng)文明的同时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。

石狮的(de)景胜别墅(biéshù)展现了更复杂的文化融合。据石狮市文物保护中心的研究资料(zīliào)，别墅命名取“风景优美”之意，其建筑理念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。庭院(tíngyuàn)布局严格遵循中国传统风水学说，主体建筑坐北朝南，左右护厝对称分布。门楼却大胆采用巴洛克风格的山花装饰，雕刻西洋卷草纹(juǎncǎowén)与中国传统的“福禄寿”三星(sānxīng)图案。这种看似矛盾的组合，实则体现了华侨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处世哲学。

南安的(de)林路大(dà)厝是另一杰作。据《南安华侨志(zhì)》记载，林路先生在新加坡建筑界享有盛誉，他将海外学到的建筑理念与家乡传统完美(wánměi)结合。大厝外观保留闽南红砖建筑特色：红砖白石、燕尾翘脊、出砖入石。空间布局却突破传统单层建筑的局限，左右护厝均(hùcuòjūn)设计为二层结构，这种(zhèzhǒng)“楼化”的处理手法明显受到西方建筑的影响。尤为独特的是，大厝的地砖全部从南洋海运(hǎiyùn)而来，色彩斑斓的釉面花砖为传统建筑增添了一抹异域风情。

泉州地域广阔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的华侨民居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地域特色，这种差异性正是(zhèngshì)泉州华侨文化多元包容的生动体现(tǐxiàn)。

在安溪县蓬莱镇(zhèn)，胡氏家族的(de)白头格(gé)(gé)大厝群堪称建筑奇观。据《安溪县志》记载，这座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建筑群，前后历时30余年才最终完工。建筑群采用罕见的马蹄形(mǎtíxíng)布局，八九栋建筑错落有致(cuòluòyǒuzhì)地环绕着中心广场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厢房墙面上的贝壳拼贴装饰，工艺源自菲律宾吕宋岛，是华侨引入(yǐnrù)南洋技艺的明证。当地民谣“有白头格富，无白头格厝；有白头格厝，无白头格囝新妇”，生动道出了这座建筑群的珍贵价值。

安溪龙涓(juān)乡的联芳楼与德美楼则(zé)展现了华侨(huáqiáo)对传统土楼(tǔlóu)形式的创新。据安溪县博物馆(bówùguǎn)的调研报告，这两座由印尼华侨建造的土楼，打破了闽南沿海地区以红砖建筑为主的传统。联芳楼为圆形双圈结构，外圈三层，每层24开间，三楼外围设有突出的楼斗用于瞭望；德美楼为方形单圈两层通廊式。有趣的是，据《安溪华侨志》记载，这两座土楼的主人本是邻居，因互相较劲(jiàojìn)，一栋盖两层，另一栋就盖三层，这种“攀比(pānbǐ)”造就了独特的建筑景观，也反映了华侨强烈的竞争意识。

枪楼具备强大的防御功能(gōngnéng)

永春县的(de)(de)“枪楼”民居(mínjū)则别具特色。据(jù)永春县文物保护(bǎohù)单位调查，这些民国初年的建筑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其强大的防御功能。墙体厚度普遍达到1.5米，二层以上开设射击孔，顶楼设置环形瞭望台，部分配有早期警报系统。这种“家堡合一”的建筑形制，与(yǔ)永春华侨多从事东南亚矿业、常遇(chángyù)匪患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。据《永春县志》记载，1923年，当地华侨集资兴建了7座枪楼，成为保护家族安全的重要屏障。

泉州华侨民居的装饰艺术堪称一部浓缩的中西文化(zhōngxīwénhuà)交流史(jiāoliúshǐ)，每一个装饰细节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密码。

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南安蔡氏古民居的(de)石雕艺术(yìshù)达到了(le)令人惊叹的高度。根据国家文物局的保护档案记载(jìzǎi)，其庭院(tíngyuàn)中的二十四孝石雕群，每幅(měifú)图案都巧妙融入西洋透视技法，人物衣褶处理采用罗马雕塑的“湿衣效果”，形象更加立体生动；而背景的山水刻画则保留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留白意境，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。门墩石上的“鹰球”雕刻将雄鹰爪握地球的南洋殖民地徽章图案，赋予“英雄志在四方”的中式解读，成为华侨文化(wénhuà)认同的视觉象征。

陈光纯故居的(de)装饰细节同样精妙。其铸铁窗花全部(quánbù)从英国利物浦(lìwùpǔ)进口，图案却被设计成中国传统“卍”字不到头的吉祥纹样。这种“洋材料、中纹样”的处理方式，展现华侨对异域材料的创造性运用。这些铸铁构件在泉州潮湿(cháoshī)的海洋性气候中历经百年而不锈，工艺水平令人叹服(lìngréntànfú)。

南安(nánān)眉山乡的(de)李功藏故居以其精美的彩色玻璃窗闻名。这些玻璃全部从新加坡(xīnjiāpō)进口，图案却描绘着“郭子仪拜寿”等中国传统故事。阳光透过彩玻照射进来，在地面上投下斑斓的光影，为闽南大厝增添了几分梦幻色彩。李功藏特意要求工匠将故事情节按照中国传统年画构图进行设计(shèjì)，实现了中西艺术表现形式的完美(wánměi)融合。

鲤城区“九十九间”以“中轴对称、多层进深”为特色(tèsè)

晋江金井镇的(de)洲紫新筑建于1915年，砖雕艺术达到了新高度。据晋江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(zhōngxīn)调研(diàoyán)，这座号称“九十九间”的大型建筑群(jiànzhùqún)，其门楣砖雕将《三国演义》故事场景与荷兰风车图案并列，形成独特的“东文西景”装饰体系。工匠采用(cǎiyòng)深浅浮雕结合的技法，使画面呈现出近乎绘画般的层次感，这种创新手法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。

每一座(yīzuò)华侨民居都是(shì)一部浓缩的华侨史，记录着华侨先辈艰苦奋斗、爱国爱乡的感人故事。

鲤城区的林基灶洋楼保存着一份珍贵的历史文件——1913年(nián)孙中山先生(xiānshēng)亲笔(qīnbǐ)签发的“三等有功章”奖状。据(jù)福建省档案馆的文献(wénxiàn)记载，林基灶先生作为菲律宾林氏宗亲会首任会长，积极支持辛亥革命。他创办的昆山、德丰布袋厂表面上是普通企业，实为同盟会在南洋的重要联络点，为革命事业输送了大量资金和物资。这份奖状见证(jiànzhèng)了华侨对祖国革命事业的贡献。

晋江(jìnjiāng)龙湖镇福林村的许经语古厝中，发现了一张1937年发行的救国公债。根据史料记载，这张由(yóu)当时财政部长孔祥熙签署的债券，票面金额虽仅“国币五元(wǔyuán)”，却有着沉甸甸的历史分量。抗战期间，华侨踊跃认购救国公债，许经语先生(xiānshēng)不仅自己购买(gòumǎi)，还积极动员侨胞捐款捐物。这张债券正是华侨赤子情怀的生动见证。

红砖上“一致(yízhì)抗战”铭记历史

南安石井镇的(de)谢瑞生(xièruìshēng)故居记录了一段悲壮(bēizhuàng)的抗战史。故居镜面墙上刻着“一致抗战”四个大字，笔力遒劲。厅堂中脊柱上镌刻着24言长联，记载(jìzǎi)1945年菲律宾华侨遭日军屠杀的惨剧。谢瑞生先生在“尸血枕藉中脱出就医”，幸存后特意在祖厝刻下这些文字(wénzì)，将个人苦难升华为民族记忆。这些石刻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档案，更是进行(jìnxíng)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。

华侨民居还是海外游子寻根谒祖的(de)重要依据(zhòngyàoyījù)。10多年前，新加坡(xīnjiāpō)时任教育部长(jiàoyùbùzhǎng)傅海燕女士在泉州侨务部门的帮助下，通过比对祖宅的建筑特征和族谱(zúpǔ)记载，最终确认了位于通政巷的一座红砖古厝就是其祖籍地(dì)。傅海燕动情地说：“这些(zhèxiē)老房子是连接(liánjiē)我们与祖辈的桥梁，如果拆除了，回家的路就断了。”同样，永春蓬壶镇的一位华侨后裔，凭着奶奶“老家有座红砖楼，门前有棵大榕树”的描述，经过多方寻找，最终确认了祖宅位置。这些真实的故事，凸显了华侨民居在维系海外侨胞与故乡情感纽带中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活动当日，观众在互动环节踊跃发言。有的听众结合华侨爱国爱乡精神与现代保护实践，分享(fēnxiǎng)自己的观点；有的则以(yǐ)祖母盖房、亲戚(qīnqī)捐店等真实事例，串联起华侨爱国爱乡的动人故事。

侨乡文化传承与(yǔ)精神守望

“华侨古民居不仅是红砖白石的(de)建筑(jiànzhù)实体，更是泉州人下(xià)南洋的历史见证与精神载体。”泉州市政协常委、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张文卫在活动中表示。华侨古民居的意义蕴含多重维度。在物质层面(céngmiàn)，这些建筑融合中外特色，既有闽南(mǐnnán)传统的红砖白石、雕梁画栋，又吸收了南洋及西方的建筑材料与设计风格，“中山路不少店铺的骑楼样式，就是这种(zhèzhǒng)文化融合的典型。”

从文化层面看，古民居(gǔmínjū)是多元文化的集合体。“名人的书法题刻与西方装饰元素并存，彰显华侨‘根在泉州，放眼世界’的文化胸怀。”张文卫认为，建筑中(zhōng)蕴含的爱国爱乡精神尤为珍贵：“从辛亥革命到抗战时期，再(zài)到社会主义(shèhuìzhǔyì)建设，许多华侨有的捐建学校、医院，有的设立教育基金，将‘耕读(gēngdú)传家’的理念刻进建筑基因。”

针对古民居保护现状，张文卫介绍，泉州市正在实施“刺桐侨厝”保护利用三年专项行动，目前已(yǐ)征集1600多栋(duōdòng)古民居名称，其中600多栋有详细资料可考。他认为：“谈论华侨精神，其实是在谈论一种跨越时空的(de)文化坚守。希望通过对古民居的研究与保护，让爱国(àiguó)爱乡爱家的精神在新时代继续传承，这既是对侨乡历史(lìshǐ)的交代(jiāodài)，也是对未来的承诺。”

华侨(huáqiáo)早年在民居拍摄的照片

讲座现场(xiànchǎng)，加拿大华人蔡慧楠分享(fēnxiǎng)家族与祖国的渊源时，言语间充满感慨。

蔡慧楠讲述，他(tā)菲律宾的(de)(de)(de)亲戚(qīnqī)曾在(zài)经济拮据时毅然卖掉店面，捐款支持家乡建设。“我们来自唐山(tángshān)，要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。” 这句朴实的话语，是祖辈对后辈的殷切叮嘱，更是刻(kè)在血脉里的桑梓情怀。他回忆起祖母当年在晋江购置两亩土地建房的往事：“700多块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，祖母说不回来盖房就死不瞑目。”如今，那栋拥有8间主房、20余间厢房的建筑，虽部分(bùfèn)房间空置，仍是家族根系的实物见证。他还提及一位晋江华侨的故事：20世纪80年代，他经常凌晨4点起床洗厕所、捡垃圾，将他人丢弃的衣物洗净后带回给亲戚，“这样的事当时很常见，如今虽不再需要，但那份心始终未变。”蔡慧楠感慨道：“他们或许在异国生活，但根(dàngēn)永远在唐山。”